97岁的李红近年因生病，已经很少说话了。
她住在浙江台州的一家疗养院里，被女儿们悉心照护，吃饭靠喂，行动靠轮椅，有时认不出床边的亲人，大多数时候茫然沉默。记忆像水池里的光影，偶尔浮现，又很快沉下去。
但7月23日下午，当侄孙女李蓉问她：“还记得川五院吗？还记得蒋妈妈吗？”李红缓缓地点了点头。李蓉又问：“等你好一点，我们带你回合江看看好不好？”她又缓缓地点了点头。
那也许是她一生中最深的记忆之一。
“川五院”全名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四川分会第五保育院。1940年夏天，川五院一群一年级的孩子围坐在一起，端正地写下一封信，“我最亲爱的妈妈……现在你在重庆养病还平安吗？我们也很想念妈妈……我们孩子们的学问比从前好得多……妈妈接到我的信，一定要回信来……”信纸上语句稚嫩，字迹歪歪扭扭，有的字写错了划掉重写。
落款处写着“一年级全体敬禀”。收信人是蒋鉴——川五院的院长、老师。她不是孩子们的亲生母亲，却在战乱中为他们撑起一个“家”。
这并不是一封传统意义上的家书。
他们来自不同的省份，在不同的战线失散亲人，却在保育院的屋檐下相遇。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们与照看他们的老师相依为命，彼此温暖。在那里，他们有了共同的家长，也有了一段在战火中的“家庭”记忆。
就像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唱的那样：“我们离开了爸爸！我们离开了妈妈！我们失掉了土地！我们失掉了老家！我们的敌人，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军阀，我们要打倒它！打倒它！打倒它才可以回到老家，打倒它才可以见到爸爸妈妈……”
沿江而逃
李红原本家境殷实，日子过得安稳。抗战爆发前，她的父亲和兄长在镇江经营家具生意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
李红和兄长的儿子李一家相差6岁，常常一起玩耍。李一家的女儿李蓉保存有一张父亲九个月大时的照片，李一家在家里的花园，穿着小皮鞋坐在摇摇椅中，旁边的父亲穿着衬衫系着领带，两人都笑得很灿烂，上面写着“父亲属望于你”。
1937年11月12日，上海失守后，淞沪会战结束，日军迅速向苏南地区行进，此后常熟、苏州、镇江等相继沦陷。
战事突袭，李红的父亲与兄长又相继因病去世。剩下的女眷们只能沿着长江一路逃难。家业带不走，能带走的只有一些衣物钱财和一沓老照片。
1938年，年仅10岁的李红，在战争重创与家庭变故间，跟随怀有身孕的嫂子，抱着侄儿李一家和尚在襁褓中的弟弟，在兵荒马乱中从镇江启程，挤船、换车、徒步，沿江而上一路逃难至汉口。
逃难路上最悲惨的就是儿童。李一家曾保存一份1992年8月18日出版的文汇报报纸，上面用一个版面回顾了50多年前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的历史。
其中提到，教育家陶行知曾做过估计，当时需要保育的儿童有两千万。“最惨不忍闻的是敌人把一个个的儿童的弱血抽出来，去注射给他们的伤兵。”“还挑选我们的优秀儿童，一批一批运送到敌国去。”妇女战地服务团负责人之一胡兰畦跑遍苏皖一带发现，“到处是儿童的死尸。”
为此，首先行动起来的是中国妇女界。当时武汉汇集了一批国共两党以及无党派的妇女界知名人士，她们为抗战救亡，拯救难童积极活动。
《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大事汇编》记载，1938年3月10日，在汉口圣罗以女子中学，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大会召开。宋美龄为理事长，李德全为副理事长，邓颖超、史良、沈兹九、安娥等为常务理事。
当天，保育会常务理事制定了收容难童细则。保育会不仅奔赴前线收容流浪儿童，还上街设置收容点，带领保育生现身说法，遇到有病难童，先予以治病并发给馒头，承诺等抗战胜利后会送这些孩子回原籍。
因战乱无力照料，万般无奈之下，李一家的母亲将当时年仅4岁的儿子和10岁的小姑李红送至战时儿童保育院，只为能给孩子找一条活路。而2岁的小儿子实在太小保育院无法接收，只能带在身边。
1938年5月，日军占领徐州，武汉危在旦夕。
保育总会不得不提前开始疏散保育生。四川、贵州远离战场又有大山相隔，成为当年难民难童的避难之地。
“蒋妈妈”与保育生们的故事，就从1938年开始。
蒋鉴是浙江定海人，丈夫周明栋是宁波镇海人，他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后在汉口开诊所。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，蒋鉴加入汉口妇女抗敌后援会，在第五陆军医院义务救治伤兵。她不怕血、不怕脏，常常通宵守在伤员旁边，包扎、止血、喂药，被士兵们私下称为“周太太”“伤兵妈妈”。
蒋鉴在后来撰写的《伤兵与难童》工作记录中提到，1938年初，第五陆军医院也准备转移重庆。医院决定先将重伤将士转移到宜昌，轻伤的暂时留在汉口休养院。五月间，蒋鉴在前往重庆之前，因事从宜昌回到汉口。当她准备再次西行之际，保育会副理事长李德全，也即冯玉祥夫人，托她护送一批难童入川。
白天当老师，晚上当妈妈
保育会派了三位教师，蒋鉴又带了一位护士，1938年5月，五个人带着100名孩子从汉口乘船入川。李红和李一家也在其中。
李一家女儿李蓉记得父亲曾回忆，坐船路上有时摇晃不止，他年幼受惊吓严重，夜里看见黑影便会哭闹，姑姑和老师们就会抱着他轻声安抚。
他们住在装满铁块的下舱。铁块上临时铺了席子，七高八低，像是叠罗汉。蒋鉴提前为每个孩子准备了扇子、药品、糖果和饼干。
老师们轮班照料，每四小时一班，负责洗衣、沐浴，忙得手都泡破了皮。后来，机灵的孩子们想出用脚踩洗衣物，再穿在绳上吊入江中冲洗，既省力，又节省肥皂。
蒋鉴原本只打算护送这群孩子入川，随后返回重庆继续从事伤兵救治工作。但当她准备离开时，孩子们哭成一团，不肯放手。
保育总会的工作人员也劝她留下，在家人的支持下，她最终决定留在合江，创办第五保育院。为纪念卢沟桥事变，该院成立于七月七日。
川五院初创时一切匮乏。县政府将城南一所庙宇暂时拨作院址。因地势临水，安全隐患大，蒋鉴多方奔走，将院址迁入城区小学旧址，并自筹资金进行修缮。
李蓉说，在父亲的记忆里，保育院庙宇的飞檐之下，有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，树影之旁立着一个简陋的戏台。台上，有时是孩子们咿咿呀呀在表演，有时是保育院大会。这是他童年里最热闹的片段。
因安置校舍和购买医食用品，保育会拨付的一千元开办费不够用，蒋鉴便向社会各方募捐。她动员朋友捐棉布、布匹，从汉口寄来御寒物资，还自垫费用购买粮食、药品与生活用品，提前囤好，以防物价波动。
这些难童刚入院时，健康是最大的问题。在《伤兵与难童》中，蒋鉴记录，她请医生为孩子们检查身体，结果发现“肺结核七人，贫血三人，气支管炎十六人，疥疮九十人，脓泡疮廿四人，痧眼七十余人”，最危险的是贫血及肺结核的小朋友，面色惨白，骨瘦如柴，花了好长时间医治，最终得以治愈。后来，蒋鉴的丈夫周明栋主动从重庆前来，成为义务院医。每周来院诊治，还自费买慰问品送给孩子们。
身体治好后，紧接着又是学业问题。
蒋鉴的工作记录写到，“八月十五始分班上课。儿童年龄十三岁，虽然不小，但是学力都很差……这里分一二三四年级四班，几位教师，自晨至晚，片刻不停地轮流教读。上课的时候是老师，下课的时候就变为母亲。穿衣啰、洗浴啰，没一样不是躬亲力行。”
附近的邻居们都很稀奇，觉得在这样的学堂，做老师可真不容易。
除了生活照料和医疗管理，蒋鉴还组织孩子成立童军团、参加抗战宣传、义卖捐款、慰问伤兵。孩子们在茶馆和街巷演讲唱歌，讲抗战、骂日军，赢得百姓掌声。她写道：“孩子讲我军胜利，围观的人喜形于色；讲敌寇残暴，听众无不愤怒。”
然而那段童年记忆，也裹挟着战争与饥饿的阴影。
李蓉记得，父亲提到有时候会吃不饱，开饭时孩子们还会争抢馒头。他提过一个“刘叔叔”，从山东逃难来川五院，比他和小姑年长，每次抢到了东西，总会分一点给他们。
虽然合江地处西南腹地，日机轰炸的威胁始终存在。1939年秋，保育总会拨款修建了一道简易防空壕。但院舍狭小，全院师生难以容纳。蒋鉴便将幼儿园和一年级的孩子疏散至六十里外的忠恕湾。那时每逢空袭警报响起，孩子们就迅速排队，按演练程序转移避险。
为了孩子们的安全，蒋鉴还想把孩子们全部安插到乡村去。她曾计划在离保育院不远的临江村，修筑几椽茅屋。“预备把最幼少孩子以及年龄较大而能从事小生产的孩子们，去到那里。一方面是幼童省得逃警报，一方面是大孩子们学一点生产技能，最低限度教他们饲养种植之类。”
记忆
多年以后，那段在川五院的生活，成了散落在记忆和照片中的画面。
1939年，中央电影摄影场派导演潘孑农拍摄一部纪录片《第二代》，记录难童在保育院中的生活。这部片子在国内外放映，用以展示战时保育工作的成果，也为争取国际援助。
潘孑农在川五院拍摄的两个月，孩子们不明白这是在干什么的，只知道有人要拍他们。
清晨起床，老师帮他们穿衣，排队盥洗；小号声响起，准备升旗；孩子们白天在操场上唱院歌、唱抗战歌曲、做广播体操；到村里表演抗战节目；在大大的芭蕉树下，听老师讲前线的故事……
当时的孩子们几乎没看过这部片子。李红85岁时，央视《电影眼看中国》栏目组织几位当年的老人观看这部纪录片。纪录片的开头拍下了很多孩子的名字，李红兴奋地指着荧幕中她原来的名字——“李秀英”。
尽管当时的她已经分辨不出影片中哪个孩子是自己，但镜头之外，一些生活细节已经刻在记忆里——那时的保育生们像兄弟姐妹一样彼此照应。
李红刚入院时身上生疮，保育院会烧一大锅热水让孩子们洗澡，热水烫过才能止痒，否则就会被抓破。个子小的她舀不到热水，一位大她两岁的保育生刘玉带每天帮她拎水。他就是李红曾经跟孩子们提到过的“刘叔叔”。
在李一家留下来的资料中有一本照片集，是1996年由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的《烽火摇篮——中国战时儿童保育院图片集》，记录了全国各个保育院孩子们的生活。
其中有一张川五院拍摄于1940年冬天的全家福合影。李蓉记得父亲和姑奶奶曾讲述过这张照片背后的趣事。在拍摄时，年仅五岁的李一家也许是想妈妈了，总是哭闹，老师们便塞给他一块大饼。李一家蹲在最前排的中间，专心啃着大饼，他的身影也被定格在那个历史瞬间。
镜头之外，保育院的日常也被蒋鉴凝结成了文字。
1939年12月15日，在任职川五院义务院长一年多以后，蒋鉴写下《一个新的试验》，总结实行“保教合一”改革方案后的成果。此文于1940年发表于陶行知创办的《战时教育》第七期。
蒋鉴在文字中描绘的，正是那个充满温情与秩序的生活画面。孩子们按年龄分组，师生同吃同住。当暮霭笼罩江边，灯影摇曳的时候，晚会上清脆的歌声流淌在保育院的各个角落。
但在这份忙碌与温情背后，蒋鉴的身体却渐渐撑不住了。1940年7月，她被确诊为直肠癌晚期，不得不住进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接受治疗。住院期间，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长宋美龄女士致电医院要求全力治疗。
术后不久，蒋鉴因思念难童而回合江养病。在她病危期间，保育院里年龄大一些的孩子们轮流侍奉。
然而病情恶化迅速，1940年10月5日，蒋鉴去世，年仅38岁。
临终时，蒋鉴口授一份遗嘱。她嘱托将此前伤兵共同赠她的“金质纪念章”拍卖，所得款捐给战时儿童保育会作为基金。她还叮嘱保育院其他老师：对难童要抱有“慈母心肠”，不可因孩子顽皮或学力不足而灰心；保育工作者应反省自身是否尽力，并强调“公费切莫糜费，尽要用在儿童身上，如此方能无愧于国家”。
遗嘱最后写道：“鉴病自知不起，请吾同志同事，继续鄙志而光大之，以期造成第二代国家新生命，鉴虽殁，可无憾矣。”
重逢
蒋鉴逝世后，1940年11月10日，合江各界举行追悼大会。
11月20日，重庆各界集会追悼，宋美龄向追悼会赠送“精神不死”横匾。各大报刊纷纷刊发纪念专刊和社论，邓颖超亲自撰写《痛悼蒋鉴》，刊登于《新华日报》。
此后川五院又经历两任院长共六年时光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当年底，重庆总会发布保育会复员计划与儿童领回办法，并限1946年3月底全部结束。至此，“战时儿童保育会”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因战争散落在保育院的孩子们，又各自踏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。
李红和李一家都回到原籍浙江，继续他们的学业。
1949年6月，21岁的李红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，李一家则在国家资助下，接受了大学教育，后来成长为海洋领域的高级工程师。
当年参加远征军投入抗敌前线的刘玉带则与他们失去了联系，保育院时期情同手足的情感也被封存。
直到1988 年，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战时儿童保育会50周年的大会，全国各地的保育师生代表500多人聚会北京。之后，全国各地的保育师生相继成立了联谊会。
自那时起，《难童》《烽火》《摇篮》《保育生通讯》等杂志开始在保育生之间发行。李蓉的父亲李一家珍藏了这些杂志，整整齐齐摞在一起，临终前交到女儿手里。
这些杂志最初多为寻人启事，寻找失散多年的保育生。随后内容逐渐转向对保育院生活点滴的回忆与感怀，记录那些年共同度过的时光。接着不可避免地出现讣告，以及缅怀逝去朋友的悼念文章。
在保育生联谊会的帮助下，刘玉带重新联系上李红。1989年初夏，李红终于在杭州机场等来阔别已久的刘玉带。那一年，两人都已60多岁。两人在机场相拥而泣。
李蓉是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。学生时代，她就萌生把它们写下来的念头。
直到工作以后，她才开始真正提笔，聆听父亲和姑奶奶的叙述，一点点拨开尘封的往事，将那些几乎被时间吞噬的细节重新拼回原位。
李蓉告诉新京报记者，父亲曾经最大的愿望是找到自己的亲生母亲，然而直到八十八岁离开人世也终未能实现，成为一生永远的遗憾。
在父亲的记忆中，他的母亲曾经冒着大雪到学校看过他，母子俩在寒风中吃了一碗馄饨——那是他们此生最后一次相见。
说到这里，李蓉几次哽咽。她明白，父亲很少诉说悲伤，即便说起，也十分平静，但并不是因为没有，而是已经将它深埋心底。
2018年，她以保育院为背景出版了一本小说，名为《秋水长天梦归舟》。这本书以父亲和姑奶奶为原型，还参考了蒋鉴的相关经历，她希望那段时代变迁与民族存亡大背景下的个体命运不被遗忘。
“父亲和姑奶奶是不幸的，也是幸运的。在战乱中当亲人无力保护他们时，他们遇到了胸怀大爱的妈妈们。”李蓉感慨，他们的经历是当年无数保育生的一个缩影。
采访结束后，李红的女儿们发来两张照片，是她们在整理母亲旧资料时发现的，那是她收藏的一份手抄悼念蒋鉴的歌，纸张已经泛黄。
那首歌写着：“杜鹃伴着凄雨在鸣唱，可数不尽我们的悲伤。啊，伤兵的母亲，在这血红的季节里，你走了，走得那么悄然。你为战士裹起了创伤，看着他们重踏上战场。啊，第二代的保姆，你高兴地笑了，笑声里蕴蓄着胜利的音韵……”
新京报记者 李聪
编辑 陈晓舒
校对 陈荻雁
发布于：北京